【学术理论】刘太品:对联文化述要——西安财经学院对联讲稿

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: 中国楹联学会论坛   发布者:云兮
热度0票  浏览2324次 时间:2014年3月12日 12:25

对联文化述要——西安财经学院对联讲稿

(刘太品)

 

  很高兴来到古城西安,应邀参加由西安财经学院主办的“对联的现实语境及文学性表现暨严海燕现象写作研讨会”。根据主办方的安排,我将跟学院的师生以及西安市的联友们作一次讲座,介绍一下对联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现实的发展态势,特别是对联创作和对联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概况以及所存在的问题,以便使大家对当代楹联文化的发展状况有个宏观的了解。因为一个半小时能够讲出来的内容很有限,而我个人的表达能力又比较欠缺,所以我只能尽力而为。下面就直接进入正题。

一、“对联”是什么

“对联”一词,更多的人称之为“楹联”,这两个词当代人基本上是混用的,但我倾向于把“对联”作为比较规范的学术称谓。

当我们说起“对联”一词,不同的人,在脑海中冒出的第一感觉是不同的:

  1.熟悉名胜园林以及古代建筑的人,马上想到的是镌刻着联语挂在门旁或楹柱上的两条长木板,与横额的木匾合称“联匾”。

  2.喜爱书法艺术的人,马上想到的是用宣纸竖写的两行联语。因为对联与中堂、条幅、扇面一样,是书法艺术的一种书写方式。

  3.研究民俗的人士,马上想到的是每逢节庆日在千家万户门前张贴的红联,还有遇到了喜忧事的家庭,在门户上张贴的实用联语。

  4.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教育界人士,马上想到的是“天对地,雨对风”式的对子歌,以及“独角兽、比目鱼”式的对课故事。

  5.醉心于以文字游戏来表现汉字奇妙的人士,马上想到的是“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”一类的奇联巧对,以及诗钟等文字游戏。

  6.搞民间文学的人,马上想到了各类机敏人物以及神童才女们对对子的民间对联故事。

7.有些文学理论的研究者,意识到了对联应该是一种文体,于是改变了前人视对联为“附庸的附庸”的地位,把对联纳入到了“俗文学”的研究范畴。

8.还有个别研究者走得更远,不仅直接把对联作为独立文体写入文学史,更是提出了“有清一代文学的高峰是对联”的论点。

  那么,我们怎么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界定“对联”的概念呢?我试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归纳。

  1.从狭义上说,对联是一种文体,是继近体诗、词、曲之后最晚出现的一种属于广义的诗歌门类之下的独立文体。

  从外在的形式上说,对联文体有这样两个鲜明的特征:其一,对联呈现出两句式的结构。这是因为对联源于古诗文中的对偶修辞格,最初的对偶辞格只是作者为了增加表达效果而进行的“自选动作”,发展到通篇对偶的骈文和中间两联对仗的近体诗,对偶就从修辞方式上升为文体要素之一,再发展到以对偶为唯一的文体要素,最终就出现了两句式的对联文体。其二,对联只讲声,不押韵。我们把诗歌称为韵文,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诗歌门类下属的体裁,除了不讲究声也不讲究韵的现代诗,不论古风、近体诗、词曲都是要押韵的,唯独对联只讲究声调而不要求押韵。

从内在的属性上说,对联文体可以说是三种特性的统一,也就是说对联是文学性、实用性、谐巧性的统一。

文学性: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,对联又被誉为诗中之诗,谈其文学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,事实上很多传世的清代名家名联,也的确达到了与宋词元曲相媲美的艺术高度,例如大观楼长联等。

实用性:对联最早以春联和挽联的形式出现,然后发展到婚联、寿联及厅堂园林联语,这就使对联蒙上了一层生活实用文体的色彩,这一色彩对文学性是一种冲淡,但对于对联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命力,却是一种很大的提升。

谐巧性:对联文体伴生着千奇百怪的巧对,侧重文字技巧也就成为对联与其它诗歌体裁的一大区别。我们知道按正统的文学观点,诗是忌讳过分展现文字技巧的,因为过巧必然伤气害意,但这些技巧到了对联文体中却成为了正格。像藏头诗在诗歌里根本就是俗鄙不入流的,但嵌名联却是很常见的对联形式。再如集句诗从来不入诗歌创作的大道,只被当成文人炫博的游戏,但集句联则被视为品味很高的对联,很多大联家都喜欢这类创作。

  2.从广义上说,对联又是一种文化,是揉合了纯文学、民间文学、民俗学、书法艺术、建筑园林艺术等文艺形式,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,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,从而形成了社会文化巨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。其中的参与者,也就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圈。我们今天在座的,可以说都是圈中之人。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,有“楹联习俗”一项,这里所说的楹联习俗,其实就是从对联文化角度来说的,并不是单指狭义的对联文体。

二、对联文体发生史

我们把对联概念区分为对联文体和对联文化,对联文体又是对联文化的内核,这样容易产生先有了对联文体,然后发展出对联文化的错觉,但真正的历史进程恰恰相反——是先产生了对联文化,然后从中孕育出了对联文体。

目前理论界一般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五代末,以记载于正史——《宋史·蜀世家》中的孟昶题桃符的一联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作为标志。也有研究者根据史料中巧对或口头应对的记载,而力图把对联的产生上推到唐代或晋代的,并且有一种越推越早的迹象,似乎对联产生得越早,我们对联工作者越有面子一样。

其实,如果用一句话简单勾勒对联发展历程,那就是以明朝中早期为分界线,时间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,之前为对联文化的历史,之后才有了对联文体的历史。

  根据我们对对联内在属性的分析,从高级到低级可分为文学性、实用性和谐巧性这三个特点,就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,越是低等的生物肯定越早的出现,越高级的动物出现越晚,对联的这三大特性也是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发展演化的。

  1.谐巧类对句:对联中最早出现的是口头应对的巧对。目前被认为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,是记载于笔记小说《世说新语》的西晋陆云与荀隐的口头应对。他们二人在名士张华家相遇,在自我介绍时张华让他俩“勿为常谈”,于是陆云便说了“云间陆士龙”,荀隐则以“日下荀鸣鹤”应对,云间与日下为二人籍贯,士龙与鸣鹤分别为二人字号。在此之后,这类以比赛机敏为主的口头应对还有很多,可以说这种巧对具有了对联文体的雏形,但离真正成熟的对联文体还相差甚远。

  2.实用性楹联:除了巧对外,对联的另一个民俗学源头是桃符。桃符从汉代产生后,经历了画神像、写“神荼、郁垒”两位神仙名字等过程,最后出现了在两块桃板上分书两行对偶文字的形式,这就是以孟昶春联为标志的实用性楹联的出现。桃符因为要年年更新,所以桃符春联并没留下来任何历史实物,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类实用性楹联最早的实物,是1985年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葬中出土的题于帛幡上的丧葬实用联——也就是铭旌挽联。按照目前流行的观点,对联文体至此应该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,但我觉得此时还不能算对联文体真正地形成了,理由有两点:其一,这类实用楹联还没有上升到抒情言志、写景说理的文学性高度,更没有产生经典性的作家和对联集(补充一点,朱熹的情况稍稍有些例外,但他的对联作品可信性很多值得怀疑),因为任何一种文体的成熟,必然伴随着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出现。其二,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,应该是使用这一文体的人要有明确的对联文体意识。我们从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,作者对于对联文体并未产生这种意识。第一个例子是根据元杂剧《后庭花》,元代的桃符上的文字,通常是“长命富贵;宜入新年”八字,这种文字还基本上不能算是对联作品的。第二个例子,前面所说出土的多副南宋铭旌挽联中,其中之一内容为:“军民揾泪持盃送,无福登消好帅君。”这也是根本不对仗的两句话。所以说宋元直到明初出现的零星的实用性楹联,并不说明对联文体的真正形成。

3.文学性对联:直到了明朝中叶,大致的时间在1500年左右,随着春联载体从桃符改成红纸从而快速普及为一种全社会的民俗,庭院园林建筑也流行起常设的对联和匾额,于是才有文人专注于对联的创作,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便是杨慎和李开先的对联创作,其中李开先创作了几千副对联作品,除了生活实用性的联语外,还有大量杂咏性的纯抒情联语,并结集为《中麓山人拙对》和《中麓山人续对》。至此,我们才有理由说对联文体真真正正地形成了。

  三、对联文体发展史

对联文体自明代中叶真正形成后,对联的门类也很快发展齐备,抒情、写景、说理的各类联语,实用性楹联中的婚联、挽联、寿联、祠庙联、衙署联、宅第联以及各种时令用联,都在明代中晚期出现。

对联文体形成后,对联创作沿着文人士大夫与民间人士这两种方式推进。明代文人士大夫的联集,目前所知的有山西乔应甲的《半九亭集》以及云南担当和尚的《罔措斋对联》,而民间人士的对联创作,则可见万历年间出版的日用百科全书类的类书《万宝全书》及《万用正宗》中的对联分类,收有各类生活实用联语数百副,供百姓日常生活中选用。

以上是明代对联发展的基本状况,其中担当和尚死于康熙十二年,他的联集其实应该已是入清后结集的,与他相类的,还有傅青主、李渔等人的创作,他们共同构成了清代对联的一个初创期。

之后,由于康熙、乾隆皇帝的喜爱和创作,带动了康乾时期一些名臣如朱彝尊、宋荦、刘墉、梁同书、纪晓岚、赵翼等人的创作,同时民间也出现了郑板桥、孙髯翁、袁枚等名士的创作,可以说是清代对联的繁荣期。

嘉庆、道光年间,阮元、梁章钜、陶澍、林则徐几位楹联巨匠横空出世,可以说是清代对联的巅峰前期。

咸丰、同治年间,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幕僚群体,加之同时的薛时雨、俞樾、李寿蓉、王闿运等超一流对联大师的创作,把对联文化推上最高峰,可谓是清联的巅峰期。

吴熙、吴獬、刘蕴良、钟云舫、赵藩、范当世、江峰青诸人留下清联最后的绝响,是谓巅峰后期。

以上是清代对联创作的大致分期。其中的王闿运、吴熙、赵藩、江峰青等人均活到了民国前期,成为民国前期对联创作的重要作家。同样由清入民国的张謇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,因为主要的对联创作都在民国时期,所以也宜当作民国前期的对联作家。

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只有短短38年,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,从1911年到1927年为北洋政府时期,1927年到1937年为国民政府时期,1937年到1949年为抗战和内战时期。民国对联文化承晚清的流风余韵,总体还是比较繁荣的。相对而言,前期兴盛于中后期,特别是抗战和内战时期,相较前期略显凋零。

民国对联创作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挽联创作,很多重要人物去世后,都会收到数量可观的挽联,例如孙中山去世后,全国各地在各种哀悼仪式上所送挽联,总数据说达十万副以上。另一个成就是实用楹联的新发展,例如辛亥革命胜利后,坊间就马上推出了民国新春联,之后实用楹联的创作和整理出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例如1946年上海学生书局就出版过一本《时代楹联一万副》。

民国对联在1949年之后留有一个尾巴,这就是台湾的对联文化,于右任,张大千,张佛千,成惕轩,伏嘉谟等人构成了这一支对联文化余脉的几座高峰。

再接下去,就要说到1949年至今的对联文化发展状况,这期间可分两个阶段:以1984年为分水岭,前段为低谷期,后一段为复兴期。1949年到1984年之间,对联文化不仅承续了抗战和内战时期的跌势,而且近乎一跌到底,在联史上能站得住的联家及联作都廖廖无几。一些政坛要人虽然说有个别的对联创作,但可信度及水平都不高,而由民国留下来的其他对联作者,也要么没再延续对联写作,要么私下里写几副自娱,像张伯驹挽陈毅这类造成过一定影响的联作,可以说屈指可数。

造成这个低谷期的原因,主要有以下两点:第一,受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,承袭的是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,古典诗词与对联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外。第二,当政者在建政前的大部分时间里,物质条件相对较差,又是全盘接受的是苏俄模式,所以在文化生活方面也没真正形成过对联应用的传统。

四、当代对联文化的复兴

改革开放之后,国家开始纠正极左的意识形态,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,社会上也开始兴起“传统文化热”,对联也迅速卷起一股宏大的文化浪潮,来势之强,发展之快,成果之丰,使人不禁惊叹于对联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非凡魅力,也使人对于对联文化更加辉煌的明天充满了憧憬。

约在1980年前后,各地已有一些对联类的小册子出版。1983年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了“首届迎春征联”,竟然收到全国各地来稿十八万副,这成为当代对联文化复兴的一个信号。紧接着,中国楹联学会于1984年11月成立,成为对联文化进入复兴期的一个标志。学会成立后,在搜集整理传统对联史料、对联的普及和教育、对联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联理论的研究等方面,做了大量工作,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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